【孙家栋夫人】钱学森与孙家栋:科学巨星 情深谊长

2019-11-22 - 孙家栋

钱学森从1960年起就居住在阜成路的航天部大院,低调简朴地生活,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春夏秋冬,直到走完人生的旅程。钱学森搬进这栋小楼时带来的一棵小树苗,如今已经长成参天大树。被鹅毛大雪压弯了的树枝低垂着,似乎也在向这位科学老人默默致哀。

【孙家栋夫人】钱学森与孙家栋:科学巨星 情深谊长
【孙家栋夫人】钱学森与孙家栋:科学巨星 情深谊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钱学森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眼光高远、诲人不倦的导师。在航天科技事业岗位上,当年在钱学森辛勤培养和真诚关怀下的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早已成为航天科技事业的栋梁之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探月卫星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跟着钱老从新中国的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卫星干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岁月,他饱含深情地说:“钱学森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

最后的生日贺信

——98岁的钱学森写给80岁的孙家栋

11月1日上午8时多,孙家栋手持一束洁白的菊花走进钱老家中。他面色悲恸,在钱老遗像前深深鞠躬,表达对钱老的无限哀思。作为钱老的学生和同事,他一直把继承钱老的科学精神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

孙家栋是在头天下午1时多的电视新闻中获悉钱老去世的。看到这条消息,孙家栋震惊不已,拿筷子的手僵持了好久才放下。因为几天前他还问过钱老身体怎么样,当时秘书说钱老身体很好,精神也非常好。再过一个多月,12月11日,就是钱老99岁寿辰,孙家栋还寻思着怎么向钱老表示祝贺。

每年钱老过生日,他都会给送上一张贺卡。此时看到这条消息,他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甚至怀疑中央电视台是不是报错了。他马上打电话给钱老的儿子钱永刚,不通,打钱老家里电话,也不通,他又给钱老的秘书打电话,总算打通了,才证实电视上没有播错。

孙家栋站在钱老的灵堂里,看着钱老的照片,思绪万千。

孙家栋想起半年前,钱学森写给他的80岁生日贺信。

孙家栋院士:

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地祝贺!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谨祝生日快乐!夫人面前代致问候!

钱学森

二○○九年三月三日

孙家栋一字一句地看着信,心里涌动着阵阵激动。他给钱学森家里去电话,对98岁的航天老人表示诚挚的感谢。钱老是他的领导和恩师,比他年长18岁,在信中钱老竟7次用“您”这个称呼,还称他80岁为大寿,这些,他都“不敢当”。孙家栋回想一生走过的道路,觉得自己能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十分幸运的。他深感钱老的谦虚、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值得他一生受用。

钱老的儿子钱永刚告诉孙家栋:“信写好后,我们又给钱老读了一遍,钱老一字一句认真听完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颇有感触地说,家栋都要到80岁了,在我的眼里他好像还是一位28岁的小伙子。”

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年近百岁的钱老仍然记忆犹新,孙家栋就是28岁时跟着他搞航天的。

研制导弹

钱学森言传身教 孙家栋初露头角

孙家栋永远难忘钱学森带领他搞航天的那个年代,那时中国航天刚刚艰难起步。

当时,孙家栋正在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钱学森在国际上已经是知名的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一位将领称为:“无论在哪里,他都能抵得上五个师。”钱学森回到祖国,陈赓大将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导弹?”他答道:“为什么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孙家栋也具有这种不服输的性格。

他在苏联留学期间,每年年终考试都能获得全优5分。他还获得了斯大林金质奖章。他下定决心毕业回国后为祖国建设大干一番。命运给孙家栋造就了机遇,从此跟着钱学森干起了航天。

1958年4月,孙家栋从苏联归国后,组织上分配他到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报到。让他去搞导弹总体,他真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能在国防尖端科技部门工作,可以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担心的是,他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心里一点底也没有。那年“五一”节前的一天,孙家栋参加了钱学森主持的一个会议,孙家栋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院长钱学森。

此时,苏联提供的第一批导弹的图纸资料到达,相继交付到孙家栋他们手中,仿制导弹的工作随之展开。可那时,面对一堆图纸,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理论的。

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由于孙家栋从事导弹总体设计工作,精通俄语又懂技术,很快他翻译掌握的东西就比别人多了一些。当时,钱学森亲自编制课程大纲给大家讲授导弹概论。他讲的课深入浅出,大家都爱听。钱学森还请庄逢甘教授讲空气动力学,请梁守槃教授讲火箭发动机,请朱正教授讲制导,引导孙家栋这些年轻的留学生在学中干,在干中学。

那时,钱学森非常重视总体部的工作,经常来检查工作。他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到孙家栋他们工作的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开始孙家栋面对这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有点紧张,他总是暗地里悄悄观察钱学森,发现钱学森长得慈眉善目,宽宽的前额,眼睛里总是满含笑意,他的神态和蔼使人感到平易近人,尤其对青年人特别关怀、爱护。

孙家栋在钱学森面前的拘束感逐步消除。他常常带着图纸上琢磨不透的问题请教钱学森,而钱学森在解答问题时总是有问必答,有板有眼,令孙家栋非常敬佩。

钱学森对孙家栋开始直呼其名,后来有时叫小孙,有时叫家栋。这时钱学森已经发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所提的专业性问题越来越有深度。特别是孙家栋对建立导弹总体思路、制定总体方案,使得钱学森对他刮目相看。

于是,院长钱学森与孙家栋接触的次数便多了起来。7月的北京,盛夏酷热的一天晚上,孙家栋他们正在通宵达旦地翻译资料研究导弹,这时钱学森率机关工作人员带着西瓜前来慰问大家,使所有导弹总体部门在场加班的人非常感动。大家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更加高昂。

正当中国导弹事业从仿制开始刚刚起步,1960年8月13日,在国防部五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带走了全部图纸、资料。就在三个月前,苏联专家说中国的火箭特种燃料不合格,让我国购买苏联燃料。结果是燃料没运来,援华专家却走了。

面对困境,中国的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中国航天的道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1960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时隔不到两个月,1960年11月5日,中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在现场的聂荣臻元帅高兴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孙家栋在设计、研制、试验中,与钱老接触越来越多。孙家栋向他汇报工作时,钱老很和蔼,总是笑呵呵地让他慢慢讲,若有什么不妥,便耐心引导,或解释清楚,或让孙家栋回去好好想一想。但成功往往与失败相伴。1962年,中国新研制的一种导弹在发射试验时失败了。

经分析,主要是发动机和控制系统出的问题。当时孙家栋所在的总体部压力很大。在分析故障原因、总结教训时,钱老看到年轻人都灰溜溜的,就主动给他们减压。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

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你们所提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来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钱老一席话一下子把孙家栋他们的顾虑打消了。大家说,这么大的领导,这么大的科学家,试验中出了问题自己把责任全包下来,我们年轻人跟着他干还有什么顾虑呀!

钱老言传身教,勇于负责,深深感动和教育了孙家栋这些年轻的科技专家。孙家栋自己当了领导后,看到年轻人工作上有什么差错,也常常像钱学森那样,替他们担责任,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把事情办好。

至今,孙家栋对钱学森严谨的工作作风还记忆犹新。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工作。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四个陀螺要完成精确的装配后,再拆开重新包装好运往发射基地。

当时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跟孙家栋说,四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它三个应该没问题,时间紧,是不是可以不再装了?孙家栋觉得安装师傅说的有一定道理,便同意了。万万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却出现了问题,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立即向钱学森院长报告。

钱学森听了汇报后并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出主意让仔细加工研磨后再试装。加工研磨时,钱学森来到现场仔细察看。那种精密部件研磨是很费时间的,慈眉善目的钱学森也不说话,开始背着手走来走去,后来干脆坐在了一把椅子上。

夜深人静了,他还是稳如泰山。孙家栋几次劝他回去休息,但他就是不走。孙家栋和工人师傅从下午1时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装好,钱学森在现场就一直陪到凌晨4时。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虽然钱老对他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

从此,孙家栋干航天抓质量,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还把这种严格要求的作风带到了空间技术研究院。有人说孙家栋太严厉了,孙家栋便说,这是钱学森为我们树立的严谨的好作风,我们必须认真办好每件事。

2004年12月10日孙家栋看望钱学森及夫人蒋英(中),亲切交谈。

研制卫星

钱学森举贤荐能 孙家栋敢为人先

让孙家栋永远难以忘怀的是,当年他搞卫星是钱学森点将、聂荣臻亲自批准的。

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孙家栋还在苏联留学。1958年,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孙家栋就是在那年回国开始走向太空之路。跟着钱学森搞出来中国的导弹,孙家栋已经担任导弹总体设计副主任,这时他想起了苏联专家和他聊天时不经意说的一句话,“如果你们中国搞成了导弹,那么放卫星就不难了”。

带着这些问题,孙家栋去情报资料所查找资料时遇到了当时的所长,就把自己最近对放卫星的有关问题向所长提了出来。所长非常感兴趣,建议孙家栋把这些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后来孙家栋以他和情报资料所所长两人的署名在研制快报上发表了题为《对苏联发射卫星采用火箭的猜想》一文。

没想到这份快报送到钱学森手中引起了钱老的注意。钱学森仔细阅读了这篇只有两页纸的文章,感觉很有价值,就把孙家栋叫到他的办公室专门与他讨论这个问题。钱老说:“你的想法很好,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我想,你的文章题目是否可改一个字,把‘猜’改为‘设’,因为我们都是搞科学的,设想是不是要比猜想会严谨一些?”

孙家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重新找出来苏联火箭专家写的一本俄文版的《导弹概论》。那本书是从导弹原理论述到设计方案的技术参考书,书后还有一些德国搞V2火箭和美国火箭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一段讲到火箭飞行脱离地球引力达到宇宙速度的论述。孙家栋想,既然串联火箭逐级飞行可以产生加速度,那么并联火箭与零重量的关系呢?与脱离地球引力的宇宙速度是什么关系?火箭达到了宇宙速度就可以飞出大气层,那么就可以放飞卫星啦。

果然,不出钱学森所料,孙家栋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争论,而钱学森积极支持了孙家栋敢为人先的科学设想。钱学森认为孙家栋在从事导弹总体设计方面不仅制定方案认真严谨,而且对发射卫星设想大胆,思路开阔,很有那么一股创新的勇气。两位科学家达成了共识,导弹技术是卫星发展的基础,现在中国已经有实力研制卫星了。

当时同行们都羡慕孙家栋赶上了那颗“幸运星”——高奏《东方红》乐曲的中国第一颗卫星。然而,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1967年3月,国家要加快卫星研制速度,加强卫星总体工作,担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的钱学森思前想后谁最合适担此重任。他认为,将孙家栋由火箭总体调去搞卫星总体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孙家栋出身不是“红五类”,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他又在苏联留学8年,但是他爱国敬业,是一个可信任的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专家。

于是举贤荐能,向聂荣臻元帅推荐孙家栋,让孙家栋担任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领导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

调令是1967年7月29日午后传达给孙家栋的。在钱学森的推荐下,孙家栋当天由搞导弹转入了搞卫星。他的人生转折来得如此迅速,第二天“八一”建军节,他便走马上任了。

当时正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行政领导干部靠边站。钱学森决定特事特办,来找孙家栋谈话,谈话的地点选在位于北京白石桥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楼一间新腾出来还没有整理好的房间。

钱学森用期待的目光看着面前的孙家栋,语重心长地说,尽管我们面前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要集中精力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加快卫星研制速度,实现1970年将中国的人造卫星发射上天。

从此,孙家栋挑起了这副 “天字号任务”光荣而沉重的担子。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孙家栋面对着“机遇和风险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他有了施展才华的大平台。

为了尽快启动卫星总体设计工作,孙家栋向钱学森提出建议,由一分院推荐几个搞总体方面的技术人员。钱学森考虑后答复说,从一分院抽人可以,但在当前“文革”两派正在闹腾的情况下,推荐来的人能不能保证质量很难说。所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能依靠一分院推荐,由你孙家栋提个名单后再研究确定。

当时的孙家栋只有38岁,虽然年轻,但因工作出色,在人们眼中已是有影响的人物。然而两派势均力敌,他稍微不注意就会引火烧身。想到钱学森是一位治学严谨又十分爱护年轻人的领导,有钱老的支持,他打消了顾虑。孙家栋心一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决计抛弃一切顾虑,完全从搞卫星的需要出发来挑选人,被选中的人只要条件优越、技术水平高超,就不去管他是这派那派的。于是,孙家栋详细考察了各部门有特长的技术骨干。他在全面了解和分析卫星研制情况的基础上,从中挑选出后来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的干将。

这“十八勇士”上任后,两派居然都没意见。原来大家有目共睹,这“十八勇士”由于系统、专业分配合理,每个人的基本素质都无可争议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意思的是,两派入选的人数比例无意中竟大体一致。

孙家栋将这十八个人的名单上报给钱学森,钱学森点头赞同后又很快得到聂荣臻元帅的批准。

有趣的是,1967年10月,当“十八勇士”离开一分院时,两派人员高举彩旗、各站一方,敲锣打鼓,热烈欢送。这在两派矛盾势不两立之时,实属罕见。当时的领导和群众都称赞说,孙家栋这活儿干得漂亮,开了中国造卫星的一个好头。钱学森也高兴地说:“你这个家栋真有办法!”

钱学森以他的远见卓识,又主持制定了“三星规划”(“东方红一号”、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为空间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钱学森的支持下,孙家栋既有压力也有动力。他从工作需要出发,把来自各单位从事各专业的专家们团结到了一块儿,不懂就向钱学森请教。

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星基本完成。百忙中的周恩来总理要听取卫星工作汇报。孙家栋接到钱学森让他一起去给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准备工作的通知时,惊喜与激动无法言表。他用一天时间把汇报的内容作了认真的准备。

会上,钱学森热情地把孙家栋介绍给周总理,总理握住孙家栋的手风趣地说:“噢,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

1970年4月24日,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一举成功。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问世了,让世界人民不仅能看见卫星,而且能听到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这颗卫星虽然在世界上排行第五,但在工业基础落后、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并且水准不低,着实令全世界吃了一惊。

接着,1971年中国又成功发射了“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

对恩师最好的回报

——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

岁月如歌,钱学森高瞻远瞩培养出孙家栋这样一些杰出的科技领军人才,他欣喜地看到孙家栋,相继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接着又担任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大容量通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应用卫星大系统的工程总师。后来孙家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探月卫星工程首任总设计师,把中国的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送上了月球。

孙家栋干了一辈子的航天,用他的话说,这辈子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放卫星。孙家栋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中国飞上太空中的一百多颗卫星中,由他负责抓总研制发射的卫星就有30多颗。孙家栋认为,对恩师最好的回报是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

孙家栋永远难忘半个世纪来师从钱老的宝贵时光。2004年12月10日,孙家栋和夫人魏素萍到钱老家中看望钱老,那天钱学森特别高兴,老人满面笑容地鼓掌欢迎他们,还主动提出要合影留念。以后,每年钱老快过生日时,就能收到一张孙家栋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着生日贺词的贺卡。钱老读着孙家栋的祝福脸上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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