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七十二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2019-04-09 - 黄花岗

   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发动第十次武装起义——“三·二九”广州起义。军事指挥黄兴、赵声率领“选锋队员”攻打两广总督署,后遭清军多路合围反扑,在激战一昼夜之后,终因寡不敌众又告失败,百余名革命党人陈尸街头。

黄花岗七十二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黄花岗七十二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为了泄愤,两广总督衙门下令曝尸十日,胆敢收敛者以同党论处。尚末暴露身份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先生冒险挺身而出,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组织广州各善堂收敛烈士遗骸72具,丛葬于市郊红花岗。

黄花岗七十二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黄花岗七十二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潘达微性喜菊花,他认为红花娇弱,不如黄花之高洁,故特将忠骨埋葬地“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事后,他又以《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为题,将营葬详情刊载于《平民报》和《七十二行商报》上,从此,黄花岗之名流传于世,潘达微先生也被世人称为“黄花岗之父”。

黄花岗七十二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黄花岗七十二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潘达微首倡公祭七十二烈士,孙中山亲自前往主祭,随即潘达微又首倡营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鉴于“烈士墓茔,不封不树,无以壮观瞻”,拟就地“崇大其墓,俾资景仰”,孙中山亲自领衔主理,潘达微任协理。其后断断续续,直至1935年方才最终建成,其格局与今日之陵园基本无异。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是在一个天气极其暗晦的下午,陵园内空旷寂静,更显庄严肃穆。沿正门而入的那一刻起,就连一向不喜欢板着脸孔的某人也开始严肃起来,不敢有任何唐突。

   正门牌坊造型简洁稳重,坊额上嵌有孙中山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贴金大字。

   牌坊后是一条宽阔的墓道,以此为中轴线,黄花岗公园分为东、西两大片。墓道中部建莲池拱桥,名为“默池”。西南侧有黄花亭和黄花井。“默池”正前方的墓道两旁各有一棵大榕树,分别为参议院长林森手植树和众议院长吴景濂手植树。

   墓道尽头是一宽阔的月台。月台石阶级前两侧各置一石熏炉(旅暹中国中民党同人捐设)、华表(水泥材质),月台之后依次是墓塘、碑碣亭、纪功坊及《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刻。

   墓塘与碑碣亭是1918年由烈士方声洞的哥哥、滇军师长方声涛募款营建的,属陵园内最早动工的建筑。方表形墓塘所在处即为黄花岗原烈士安葬处,墓塘椎顶建有四柱方形碑碣亭,上承三角形山花和钟形亭顶。亭中立一碑碣,上刻由方声涛书写的隶书“七十二烈士之墓”。

   纪功坊,1921年(民國十年)建成,由前后各72块青石叠成崇山形,象征72烈士。坊额为12字篆文——“缔结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由著名的革命党人章炳麟书写。

   每块青石上均刻有当时国民党海外各地支部名称或个人姓名,作为纪念他们捐款建设墓园有功的“献石”。献石堆顶两侧,各立一条石质“断柱”,柱上挂着石雕花环。“断柱”寓意烈士的牺牲犹如栋断梁折,花环则代表民众对烈士的缅怀之情。

   献石堆顶上屹立着自由女神像,表达为建立自由平等国家而奋斗的革命思想。

   就是这尊自由女神像,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几经废立,见证了一段段政治上的风云变幻:

   其最早的形象是参照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雕制而成,西方人面孔,左手挟《临时约法》,右手举槌,正对前方墓塘碑亭顶部的自由钟,警醒世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女神像脚下还有一对展翅欲飞的“自由鸟”。

   1937年初,自由女神像和自由鸟被下令拆毁,改为石质的“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见下图①)。至于拆毁的原因,有说是自由女神招了蒋介石的忌,也有说是因为其面孔西化,让人觉得不伦不类。

   1949年,“青天白日”党徽被拆毁,重立自由女神像,不过,女神原本拿着的“槌子”被换成了“一杆枪”,寓意“枪杆子里出政权”。而“自由鸟”则未予恢复(见下图②)。

   十年动乱期间,“自由女神”再度遭殃,被改成一支两米多高的水泥塑火炬(见下图③)。二年后,有人认为这支火炬与整体建筑风格不协调而将其移走,只剩下光秃秃的底坐(见下图④)。

   1981年,为了纪念“三·二九”起义70周年,中共广州市政府对烈士墓进行维修,重塑自由女神像。新像以连州青麻石雕成,高3.4米,左手持法律书,右手高擎火炬,造型上参照巴黎和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而稍加变化,糅合中国女性的特点与气质。

   事实上,黄花岗几十年间的沧桑变幻又何止一处自由女神像?只要稍加注意注看,就会发现钟形碑亭上的国民党徽标志、陵园各处纪念性建筑的国民党人落款题字,处处都有被拆凿过的痕迹。值得欣慰的是,被毁之处如今大都已经修补,这才是对历史的应有的尊重,也是现今的执政党本就该有的气量。

   “纪功坊”之后,立有一通巨碑,正面为《广州辛亥三月廿九革命记》,详细纪录了“三·二九”武装起义的经过及陵园营建过程,背面为烈士就义表,名单增补至86人。此碑刻置于民国二十三年农历三月廿九,高3.92米,宽1.82米,据说是广州市现存最大的碑刻。 

   七十二烈士墓冢的左前侧是碑记亭。亭中立有民国八年林森监制汪精卫书写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一通。亭南、亭北各立花岗岩石墙一堵,墙上各嵌碑一通。南墙上为碑记,详述了邹鲁、胡毅、林森等革命党人收集七十二烈士名单和个人资料的过程;北墙上是胡汉民撰写的题记。 

   七十二烈士墓冢的右前侧是潘达微墓。墓葬为方柱形纪念碑式,墓碑正面镌刻“潘达微先生之墓”,右侧为姚雨平题写的《潘达微君墓表》,左侧为李章达撰写的《书潘达微君墓碣》,背面刻有辛酉年(1921年)《潘达微自述》。时间有限,当时未能细读碑文,所拍的照片又因为天气的缘故,文字多数无法看清,是为一大遗憾。

   事实上,某人来到黄花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瞻仰潘达微先生墓葬。此公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绝非一个“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可以概括,但其最为人所称道的当然还是在“三·二九”起义失败后冒险做出营葬七十二烈士的义举,也正因为这个功垂千秋的义举,让他从此与黄花岗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潘达微,便不会有黄花岗的特殊位置。

   按说以潘达微之功勋,在他殁后完全有资格附葬于烈士之侧,同受祭奠凭吊之殊荣。然而政治上的东西往往有悖于常理,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潘达微于1929年病逝于香港后,其家属便致电中央国民党总部,请求将其附葬黄花岗。

孙科对此极表赞同,但广东革命纪念会议却认为“附葬碍难照办”,只准葬于黄花岗之外。乃至于潘达微初期之墓,只是草坟一个,连块碑石也没有。直至1951年,中共广东省人民政府才将潘达微骇骨移葬现今之处。这样的史实,说起来虽嫌琐细,但至少某人认为很有必要在此详加引述。

   潘达微墓东侧,是一片规模较大的墓葬区,邓仲元、杨仙逸、冯如等一批重量级的同盟会先烈集中附葬于此。 

   邓仲元(1886~1922年),广东梅县人。曾参加“三·二九”广州起义,后任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司长、粤军总部参谋长兼陆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叶挺、陈诚、薛岳、罗卓英、邓演达、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李章达、陈济棠、邓世增、邓龙光等诸多名将均出自其门下,参加过讨伐袁世凯、驱除龙济光等战役,军功卓著。

1922年3月21日,在广州广九车站车站被刺,伤重逝世,追授陆军上将。邓仲元与朱执信、廖仲恺三人向为孙中山所倚重,地位崇高,故其墓葬在此墓区内规格最高,规制最全。其夫人李顺春、儿子邓伟东去世后,亦葬于祭场左侧。

   邓仲元墓乐台前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封闭式石构设施,不知作何用途。

   杨仙逸(1891年~1923年),广东中山人,被誉为“中国空军之父”。早年在美留学研究机械,1910年参加同盟会,1919年回国后在福建漳州组建革命军第一支空军队伍,后任大元帅府航空局长兼广东飞机制造厂厂长,亲自培训了一批飞行人员,并主持研制成功“乐士文(宋庆龄英文名)一号”飞机。

1923年9月,随同孙中山赴惠州参加讨伐陈炯明之役,22日与水雷局局长谢铁良、长洲要赛司令苏松山(后改名苏从山,取追随中山先生之意)、归侨飞行员马瑞麟、吴顾之(枝)在惠州东江白沙堆河面检阅水雷改装成空军炸弹的过程中,因意外爆炸五人同时殉难。

孙中山闻讯十分悲痛,追授杨、谢、苏三人为陆军中将,并定杨仙逸殉国之日为航空节。

1924年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北侧的三望岗空军坟场为五烈士建造墓园,后又迁往市郊贤庄。现园中之墓乃1979年应时任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的要求,按原貌修复,内有杨、谢、苏三人的墓葬,未发现马、吴二人的墓碑。此墓的一大特点是墓门前左右两侧立炸弹模型、墓门顶架金属飞机模型为饰。

   翁飞龙墓,在杨仙逸墓东侧草丛中,只有一块墓碑,背面无碑文,网络上也查不到任何资料,不知何许人也。

   冯如(1884~1912),广东恩平人,中国最早的飞机制造家和飞行家。早岁赴美,1904年在旧金山创办飞机制造公司。1909年在美国参加国际飞机协会的飞机比赛中,驾驶自制飞机荣获冠军。辛亥革命前夕回到广州,后加入同盟会。1912年在广州燕塘飞行表演时失事遇难,追授陆军少将。冯如墓在文革中遭破坏,1981年重修,水泥材质,看上去比较粗陋。

   叶少毅,广东台山人,中国早期飞行员,1918年在漳州坠机遇难,年仅24岁。

   梁国一,海南文昌人。1923年在平定陈炯明叛乱时任东路讨贼军前敌指挥,增城保卫战中带病率壮勇出城迎战,遭机枪扫射阵亡,时年33岁。梁国一墓座西朝东,墓亭与邓仲元墓墓亭极为相似。

   金国治,湖南沅陵人。讨龙(济光)之役,勇夺惠州飞鹅岭。1917年,任潮梅海军一支队司令兼前敌司令,进军神速,为同僚所忌,暗使桂系沈鸿英部诱杀,时年34岁。

   韦德,广东中山人,船员。1925年在从香港开往上海的比亚士总统号船上,枪杀陈炯明得力干将洪兆麟后自尽。

   王昌(1885~1918),广东中山人,理发匠,同盟会会员,1918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枪杀被认为卖国求荣的汤化龙后自杀。孙中山闻讯,立即致电旅加华侨用玻璃棺承殓,并派遣军舰将灵柩运到广州,召开追悼大会,以党礼葬王昌于黄花岗右侧。王昌是国民党党葬第一人,其刺杀汤化龙一事向为倒孙者所诟病,其中的是非曲直,绝非某人这类凡鸟所能辨清,故不敢妄加评论。

   东片墓区范围较大,由于时间有限,加上地形不熟,还有一小部分没有走到。返回七十二烈士墓道中部,其西侧稍远处还有一座史坚如祠。史坚如(1879~1900),原名文纬,广东番禺人,1899年加入兴中会,。

1900年10月,为配合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在广东抚署外挖地道谋炸两广总督德寿未遂,后遭诱捕,同年11月9日被杀,年仅22岁。孙中山誉其为继陆皓东之后的“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日本革命友人宫崎寅藏盛赞史坚如为“中国革命之天使”。

   史坚如祠,原位于先烈路青菜岗,1913年营建。1978年因建设需要,迁入黄花岗公园。门上有“史坚如先生祠”石额,胡汉民题写,内置史坚如立像,立像之下的方柱上分别刻有中、英文烈士生平简介。

   史坚如墓南面是四方池,1921年驻菲律宾埠中国国民党第一支部、第二支部共同捐建,池壁上镌刻“七十二烈士庐塘基”。这种规制很特别,不知有何涵义。

   四方池南侧有地界碑亭。亭内树碑一通,镌刻民国十三年大本军政部长程潜、广东省长廖仲恺联合签署的佈告,主要内容是划定七十二烈士墓区地界、“严禁附葬,以崇先烈”,同时要求界内的民间旧坟限期迁葬。

   四方池与地界碑亭之间,有一条斜向的马路,向东经默池北侧直达邓仲元墓前,向西接通红铁门(南门)墓道。据说这条马路是在1932年后修建的,目的是为方便车马行走。说白了,就是让一些有头面的人大驾光临时可以少走两步路而已。看来,特权思想无论是在哪个年代都要有所体现的。

   沿这条旧时的马路向红铁门方向行至半途,道路两旁各树一根龙柱。这对龙柱系中国国民党安南党部于1926年献造。高3米,用著名的连州青石雕刻而成,柱身为倒卷的青龙,柱底为鲤鱼跃龙门,寓意革命党人为中华民族腾飞而奋斗。

   龙柱往前至红铁门处,道路南侧立有一排石碑,均为民国期间社会各界人士为纪念缅怀死难烈士所立。印象最深的是东首的“喻大将军(喻培伦)墓表”。

   红铁门,黄花岗公园标志性建筑之一。中西糅合,风格独特。走出此门,某人的参谒之行便告结束。回首四望,已是暮云低垂,用过晚饭后的人们开始渐次涌入公园,这里的夜晚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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