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沈曾植简介 民国时期的书风——沈曾植的帖学和碑学之理解

2019-06-17 - 沈曾植

沈曾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书法家,一直以来他的书法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评价。出于应试的需要,沈曾植初宗帖学,其“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中拟太傅(锺繇)渐有入处”。

对于馆阁体,他并没有像碑派理论家包世臣、康有为一样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而是认为“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专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

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他完全站在一个客观立场之上,看待馆阁体。

沈曾植像

在碑学上,沈曾植服膺包世臣、吴让之书法及其理论,曾赋诗云,“百年欲超安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谈”“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他对唐人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点清人何绍基学书的味道。对待清代碑学诸家,他均持有较高之评价,但独对赵之谦书风,以伤婉丽之故,诋毁颇多。

行草七言联

此外,沈曾植还广集碑帖范本,范围涵盖真、行、草、篆、隶诸体。在研究上,他采用碑帖阐发,南北互证的书学理念。对于帖学,沈氏广涉博览,在临习唐怀仁集《圣教序》时,认为“余尝谓此碑纯然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入手,犹草书之有永师《千文》也”。此论发前人所未发,指明《圣教序》乃唐人集晋人字而成,为纯然唐法也。

对待碑学,他指出“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敬使君碑》)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此铭此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定武者,可证黄庭秘阁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庾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巅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征而下,莫敢措手”。

行楷八言联

此理论发展了包世臣的“《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之说,打通了碑帖之间的隔阂,开创出其著名的南北书派大同理论(“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乐毅》《黄庭》……皆写书体了……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于书写,与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总之,沈曾植在帖学和碑学上都显示了超于常人之理解,视野和胸襟也较同时期碑学宗师康有为、杨守敬更为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