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贿选总统 大总统曹锟贿选案

2019-01-05 - 曹锟

曹锟这个人,在民国史上可谓是名声不小,在他的人生履历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23年的“贿选”事件。当时这位直系军阀首领运用一系列手段,将前任总统黎元洪驱赶下台,然后以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诱使当时议会的大多数成员投票给他,极大地摧残了民国的法制,其中的很多细节,在1924年编纂的《国史读本》的《民国史》里多有记载。今天我们审视这段历史,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通向总统宝座的不平路

从一定程度来说,曹锟和吴佩孚与之前的军阀不太一样,他们比较重视民意的力量,懂得利用民意,做出一些迎合民意的表象,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自从袁世凯1914年开始解散国会,因为废除《约法》一事弄得身败名裂,到段祺瑞1917年马厂誓师赶走张勋立下“再造共和”首功,但也是因为不肯恢复《约法》而最终落得寓居天津的下场,而南方势力频频以护法为旗号挑战着北京政府的合法性,赢得了舆论与道义上支持。

为了应对这样的局势,吴佩孚提出要恢复法统,也就是所谓的“法统重光”。之前的吴佩孚正是这样一步步走下去的,既然“法统重光”,广东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孙中山自然必须退位;既然“法统重光”,黎元洪就得复位,徐世昌就得自动退位了。

但是直系军阀的老大是曹锟,他把黎元洪扶上位可不是因为“学雷锋做好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此黎元洪只是曹锟上位的垫脚石。曹锟急着要登上总统宝座,吴佩孚主张恢复法统,曹吴之间的分政,使直系内部和左右捧场的人,分为两派,即津保派和洛吴派。总的来说,还是曹锟的力量更强,不到一年的时间,黎元洪的总统宝座还没有坐热乎,就被曹锟用种种手段驱赶下台。 [1]

此时的曹锟,总统宝座只有一墙之隔,自然使他萌发了无限的雄心与野望。然而来自各方压力是其始料不及的,南下议员的声讨、奉系的威胁以及广东方面的公然反对,让这位号称“曹三傻子”的“厚道人”坐立不安。他很清楚,为了具有合法性他只能在议员们的选票中走上权力之巅,最终他选择了贿选。 [2]

在当时的总统选举中,国会和议员是投票的主体,因此在总统未产生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抬身价。而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

吴景濂虽然贵为国会议长,但他希望能够更进一步成为政府总理,于是在曹锟的重金贿赂下,双方达成合作关系。在曹锟的金钱攻势与吴景濂的张罗之下,民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一幕上演了。

演员们的“片酬”

曹锟的贿选在当时完全是公开透明的,每一票明码标价,但具体是多少也是个问题。在大选来临时,有许多议员真是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来临,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曹锟的慷慨,让国会议员感到不选举曹锟当总统,就有点不够意思。毕竟那是一大笔钱啊,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当时的国会议员,也是社会的名流,只有一个人出来控告曹锟贿选。

在商量之下,选票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 [3]

5000元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鲁迅在1923年10月30日买了阜成门内三条胡同门牌为21号的6间房子,价钱800元。鲁迅当时月薪300元,3个月的薪水买了房子。而这5000元,足够买下37间鲁迅的住房,之后甚至还能有些剩余,可见这是怎么样的一笔巨款。

虽然谈定了价格,但是怎么付款也是一个需要细细讨论的问题,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4]

1923年10月6日的《北京报》对此有详细报道。共有五百多名议员接受了曹锟的贿赂,虽然每人原则上是五千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

选举开始了

议员们谈妥了“片酬”,主戏终于上演了。1923年10月5日,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583人的出席人数。

有意思的是,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唱对台戏,并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为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下午四点唱票结束后,曹锟以四百八十票成为民国的新一任总统。曹锟的贿选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完全公开,而且,他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除了投票曹锟当总统的480人,还有接近一百人拿了曹锟的钱,而不选曹锟当总统的,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正如曹锟某部下说的:“花钱买总统当,总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5]

“猪仔议会”中的“猪仔议员”

纸终究包不住火,曹锟贿选的消息最后流传到社会上,舆论一片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

这段历史见诸于北京市档案馆,那里保存了一封题为“离京议员为过付大选贿款事致各银行书”的信,这是亲自参加选举的议员给新华银行的一封公开信,由彭养光、韩玉辰、杨永泰等483人同启。

信中陈述了曹锟一伙人为达到当选总统的目的,行贿议员的罪行:“敬启者现在曹锟党徒到处招摇,收买议员选举总统。每名酌给票价五千、八千、一万、一万两千元、一万伍仟元不等。其支付方法系委托银行经理一面与议员约定,凡愿票举曹锟者商明价格后,即交给银行存款习一扣。

该议员随将提取存款之印鉴交给居中介绍之。选举完毕由本人携带存折印鉴同银行兑取。”并指出曹锟一伙“收买议员过付贿款实犯刑律第142条及第82条之规定”,奉劝相关银行“经理此种不当正业务,同人等亦不敢遽信。但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勿牵于平素之情面虚与委蛇勿贪图一时之小利”。 [6]

短命总统与短命宪法

就职前的那段时间里,曹锟成为了全国众矢之的,而他们声讨的核心观点便是宪法的缺失导致总统选举出现贿选丑闻,要求恢复“法统”。贿选的事情自己已经做下,这是既定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为了挽回舆论民心,曹锟继续提出“法统重光”的主张,曹锟决定抢先制定颁布一部《宪法》,让各方势力失去声讨的口实,而自己也可以藉此一举将“法统重光”的功勋揽入怀中,使其一跃成为这个国家的合法元首。

就这样,中华民国的第六任总统曹锟在任时间不足一年,却直接推动了中国民国第一部宪法于1923年10月10日在北京的颁布,因为这部宪法是曹锟这位“贿选总统”主推的,所以这部1923年宪法又被称为“曹锟宪法”或者“贿选宪法”。

不到一年的时间,1924年7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因为冯玉祥的意外倒戈和政变,直系军阀一败涂地,曹锟被囚禁,11月3日,曹锟被迫辞职引退,其四弟曹锐吞鸦片而死,他制定的“贿选宪法”也因人而废,曹贿选总统梦做了一年零二十四天,下场可谓凄凉。

1926年4月,冯玉祥军鹿钟麟不满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军阀勾结,发动兵变,将曹锟释放。 [7]

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晚年的曹锟很崇信佛教,常常早晚焚香拜佛,诵读佛经,偶尔也看看戏,打上几圈麻将。每天早上,习惯军旅生活的他很早就起床,先到院子里练练自编的那套虎拳,之后焚香打坐。

早饭后,他又泼墨挥毫,写上几幅书法,或画上几张国画。曹锟对书画艺术一直情有独钟,他的梅花,山石、螃蟹都画得不错,一笔虎更是画得虎虎有生气。不少人慕名来求字求画,每每如愿以偿,雀跃而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 [8]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76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就此终结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