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燕的学生有哪些】儿子与弟子回忆周小燕:挂在嘴边的永远是学生

2019-12-18 - 周小燕

昨天上午11点,周小燕先生的家中,前来探望的学生络绎不绝,但每个风尘仆仆赶来的人在踏进大门的一瞬间,都不由自主放轻了脚步。周先生的灵堂就设在进门的客厅处,照片上的她,一身旗袍,披着白色的纱巾,在绿色帷幔的背景下,从容优雅地微笑着,就像往常一样,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些她花了一辈子时间教出的学生们。

周小燕的学生有哪些

不一会儿,儿子张本回来了,从凌晨母亲过世到中午,他只休息了不到一个小时,神色间难掩疲惫。他透露,住院期间,周小燕最惦记的还是学生,“她一直在说,我要回去教书。直到后来,她知道自己实在教不了,就把李秀英叫了过来,把还在教的几个学生托付给她。然后,两个人都哭了。我想,她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再也不能教书了……”

周小燕的学生有哪些

儿子张本:“母亲挂在嘴边的,永远都是学生”

在张本的记忆里,家从来不是一个私密的地方,绝大多数时候,这里围满了母亲的学生。每到这个时候,父亲便带上门,同两个孩子在卧室里偷着玩。长大后,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张本每每请假回国,母亲依然是在上课、上课、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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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也有过抱怨,但后来想明白了,“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这就是她的特点”。每次,他打电话回家,母亲挂在嘴边的,永远都是学生,“一个电话有时候一个小时,她都在那里说这个星期又教了什么学生,她的歌剧中心又在排什么节目……其实很多学生我们都不认识,但只要听到她说这些,就知道她的精神还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在张本眼里,母亲是个很朴素的人,但非常重视自己的仪表,在家里,她会化上淡妆,甚至穿着高跟鞋,“即便住院期间,她每天起床还是会梳头、化妆,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后来实在病得严重,才把假牙拿下来。以前,即便是我们这些子女,都没有见过她不带假牙的样子”。

父亲去世时,张本看母亲一个人在上海怕她孤单,就问她要不要跟着自己去国外生活,她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我去国外做什么呢?替外国人培养学生吗?那我不干的!我的学生,都在中国”。张本知道,母亲是把教育事业当作自己这辈子最热爱的事情在做,“所以我们有时候回来,看到那么多学生围着她,就觉得她这些年的付出,都值得了”。

尽管一辈子都把心思都放在了学生身上,母亲仍然是张本最温暖的依靠,“我在国外,如果丢了工作,或者有些什么开心不开心的,都要打个电话回去和她说一说。我也知道她不能帮我解决问题,但总觉得上海有个家,这里有个妈妈在”,说到这里,张本停了停,双唇微微颤抖道:“她一走,我就好像断了根,没有了着落一样。”

生活助理张彩玉:“我想不起先生不工作的样子”

在周小燕的晚年,有一人,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学生和儿子加起来都要久,她就是周小燕的生活助理张彩玉。“26岁起,我就来到先生身边照顾她,今年已经42岁。我跟着先生已经16年了,她把我当女儿看待。”昨天,张彩玉忙前忙后,为周小燕的身后事不停奔波,从她的神色看来,她们之间早已超越了雇佣关系。

在张彩玉眼里,周小燕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几乎年中无休,有时候年初一都有学生来上课,“我几乎想不起先生不工作的样子,每天11点多,我做的菜饭都凉了,催了又催先生才放课”。

病榻前,张彩玉一直陪伴先生左右,“只要有学生过来,我们从她的眼神就可以看出,她很激动,监护器上的心跳也会加快。后来,有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要过来看先生,我实在没办法答应,我说你们一来,先生的心跳就跳到140、150”。

不仅在最后那段时间,从张彩玉照顾周小燕的第一天起,她就为了这个有时像孩子一般的主人,头疼不已。她告诉记者,每次去医院,周小燕都要和医生斗争一番,“她说,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不能把时间耗在医院里”。去年5月7日,是医生安排周小燕住院的日子,她还是坚持在家里把学生教完才去医院,还在下个礼拜又排了课,“她一直以为自己去一去医院就能回来”。

学生魏松、廖昌永、韩蓬:“她在品德上对我们要求很高,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近年来在中国歌剧界初露头角的男高音歌唱家韩蓬,2007年起跟随先生学习。昨天一大早,在得知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他立刻赶到了周小燕的家中。他坐在这个无数次和老师共度时光的客厅里,看着角落里盖上了布的钢琴有些发呆,“她更多的时候像一个妈妈,好几次上课上到11点40分,她就留我们吃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谈天开玩笑,一点不像师生。

”但先生也有严厉的一面,一年半前,韩蓬举行独唱音乐会,周小燕赶来捧场,“她特地叮嘱我们,不要跑范儿”,没想到,这就是韩蓬最后一次和先生见面。

晚上7点,歌唱家廖昌永也赶来了。事实上,早上9点43分,原准备参加全国两会的他就登上了回沪的飞机。但一下飞机,他先去了龙华殡仪馆为先生3月10日的追思会做筹备工作,直到暮色低垂才有空过来。他向记者回忆起了和先生相处的点滴,“周先生对于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无论是出名的还是普通学生,不管是谁,不好她都会批评”。

一年里拿下三次国际大奖后,廖昌永曾有机会在国外发展,但周小燕却劝他留在国内,“她希望我能为祖国的歌唱事业多做些事情。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正确,我感谢恩师”。

同一天,和廖昌永一样从北京匆匆赶回上海的还有周小燕的“大徒弟”魏松。1973年,18岁的魏松是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我进入音乐学院时是男中音,第一次唱给周小燕老师听时她说,‘你不是男中音,是大号的男高音’,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上飞机前,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40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从她身上,我不仅学习了声乐知识,更学会了如何教书育人。她在品德上对我们要求很高,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在魏松眼里,先生的一生可谓辉煌,但做人却低调而睿智,“我在做《燕子之歌》的时候,和周先生提起要做一部原创歌剧,她高兴得直说好,可一直听到主题写的是自己,却连忙说,‘不妥不妥,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但我和她说,您的一生应该让大家知道,再三劝说下,她只好说,‘那好吧,我就向剧中的周小燕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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