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红楼梦讲座 冯其庸、周汝昌:两位泰斗之争 半部红学史

2019-06-14 - 周汝昌

周汝昌、冯其庸,两人因《红楼梦》而产生的交往及其后因学术歧见导致的交恶,乃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不可避免地重新成为文化看客们唏嘘的话题。

严格来说,与1940年代即已对《红楼梦》颇下功夫的周汝昌相比,冯其庸进入“红学”的时间要晚得多。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在1970年代以后,分别成为这门当代显学的两座高山。

周汝昌红楼梦讲座

《红楼梦》受到学人重视,发端于同治、光绪之际,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胡适、俞平伯等用现代考证方法革新《红楼梦》研究,将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摒除了流行已久的针对小说情节近乎猜测的“索隐派”(当时的代表人物为蔡元培),称为“新红学”。

周汝昌红楼梦讲座

年轻的周汝昌因在1953年发表《红楼梦新证》,且被胡适视为弟子,顺理成章成为新红学的第二代传人。但就在1954年,学界新锐李希凡向“新红学”发难,称“‘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并将矛头直指留在中国内地的俞平伯。

周汝昌红楼梦讲座

1973年,冯其庸主笔撰写了《〈红楼梦〉是部写阶 级 斗 争的书》并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两年后,冯其庸成为《红楼梦》校订组副组长。

冯其庸后来说,他真正意义上对《红楼梦》展开研究,也正是起源于这一年。

周汝昌红楼梦讲座

冯其庸出生在1924年,18岁时进入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几年后,他进入无锡国专接受国学教育,并在当地女中担任教师。1954年,冯其庸被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文学史课讲师,在人大期间,冯其庸自己编写教学材料,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中国文学史》讲义,手稿约70万字。

大学的授课工作在1966年戛然而止,这一年,冯其庸成为首批被批 斗的对象,经历了三次抄家后,他收藏的影印本《庚辰本石头记》被造 反 派拿走,作为“黄书”展示。那时的冯其庸对《红楼梦》并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但作为文史学者,他十分清楚《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有多么珍贵。

《红楼梦》一书的清代抄本分为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十几种,庚辰本的得名来自其书第五至第八册书名下注有“庚辰秋月定本”。这个版本年代较早,文字保留完整,甚至包含曹雪芹原著及脂砚斋批语2000多条。

出于对这场前所未见的浩劫的恐惧,冯其庸决心再手抄一部庚辰本,此后,他托好友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每日深夜以原著格式进行誊写,并随时在装订线外记下当日心得与见闻。7个月后,在用坏了一堆小楷狼毫笔后,冯其庸终于完成了这次誊抄工作。

事后来看,庚辰本《红楼梦》并未因这场运动而遭到灭绝,但冯其庸凭借对这部作品的誊抄工作,对这部清人著作产生了超乎常人的认识与热情。

1974年下旬,冯其庸的好友、诗人袁水拍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冯其庸向其建议着手校订《红楼梦》。第二年,《红楼梦》校订组成立,冯其庸被借调出中国人民大学,在校订组一待就是7年。

在校订工作开展之初,校订组需要选择底本。冯其庸力排众议,决意选择他认为最为可靠的庚辰本。时逢1976年,“四人帮”垮台,校订组成员纷纷投身到揭批“四人帮”活动中,学术工作被一度搁置。冯其庸利用这段时间写下了十万字的《论庚辰本》,回应身边对于底本选择的质疑。1982年,校订工作全部完成,冯其庸推出了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最新版《红楼梦》,并大有将其视为唯一权威版本之势。

这使得另一位红学研究者周汝昌编纂新版《红楼梦》的工作陷入困境。周汝昌多年来致力于整合《红楼梦》的所有版本,并在其中寻找出最符合曹雪芹原意的文本。显然,他对庚辰本的权威并不认同。但在1980年代,冯其庸对《红楼梦》的诠释在主流市场上占据着巨大影响力,周汝昌感到寸步难行。

变化来临得很快,1983年,传来了中央电视台筹拍《红楼梦》电视剧的消息。然而当时文化部分管电视电影的领导对拍摄这部电视剧并不支持,冯其庸更是持反对态度。剧组转而向此时“独立”于红学圈之外的周汝昌寻求帮助,四年后,以周汝昌为顾问的《红楼梦》登上1980年代末中国家庭的荧幕上,促成了一代人的红楼热潮,而受周汝昌学术观点影响的剧情内容瞬间在大众市场被广为接受。

这直接引发了两派学说的对立。周汝昌发扬了胡适等人的新红学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及其家世,然而这一方向在经过数十年挖掘后,早已演变成了以曹雪芹本人及其家族故事对应捕捉《红楼梦》中的小说细节。在冯其庸等人看来,这一思路近于妄想。

冯其庸研究《红楼梦》同样是从曹雪芹家族入手,他以文献结合考古资料,得到的诸多结论迥异于周汝昌。比如在曹雪芹祖籍问题上,冯其庸持“辽阳说”,周汝昌主张“丰润说”。对于这一分歧,冯其庸格外自信:“‘辽阳说’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曹家老祖宗自己留下来的记述,我只是发现了这些历史文献而已。我对《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考证,找到了大批有关曹家的早期信史。”

在1980年代初期,两派之争仍未被公开化,甚至冯周二人偶尔还会互相肯定对方的考据工作。周汝昌曾在1979年撰文称:“我个人十分佩服冯其庸同志。他最近付梓的《论庚辰本》,是一部多年来少见的有质量的版本专著。”

但自1990年代以后,两人矛盾逐渐激化。周汝昌在红学研究领域愈加孤僻,冯其庸则公开表达不满:“周汝昌先生使用了非常尖锐刻薄的话来攻击。”

进入21世纪,由于耄耋老人相继故去,冯其庸与周汝昌成为硕果仅存的红学权威,两人名下各有拥趸,而门下后辈针对对方的攻讦始终没有停止。

央视开播《百家讲坛》后,作家刘心武以“红学研究者”身份走上节目,并以周汝昌一派的方法论向观众解读《红楼梦》,在社会上形成争论。冯其庸在接收《南风窗》杂志采访时曾不指名地提出批评:“有些对《红楼梦》的讲解,都没有进入正题,都在圈子外面胡猜,猜得又很离奇古怪。把这么一部非常有深度的书,猜成侦探小说,猜成情杀小说,这实际上是歪曲了《红楼梦》,误导了读者。”

周汝昌则颇有意味地对刘心武表达公开支持,并向其赠诗鼓励,其中“也曾一掌思遮日,无奈晴空有九重”之句,被部分网友认为意在指责冯其庸在“红学”领域一手遮天的垄断地位。

冯其庸则以早年的红学论敌蔡元培、胡适举例,反唇相讥:“以前的学术风气不是这样的,胡适当年和蔡元培关系也很好,但他照样批评蔡元培,蔡元培也很有意思,他还把可以批驳他的资料送给胡适。后来的学术风气变了,有些人的气量变得越来越小了。”2008年,冯其庸晚年集大成之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出版。

世纪更迭,白驹过隙,在新世纪的第十七个年头,两位因学术分歧而成陌路的老人俱已作了古人。但有关《红楼梦》的争论一定会继续下去,正如冯其庸在一次采访中说道的:“《红楼梦》本身不可能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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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疑(一)上世纪初,胡适之先生发现曹雪芹生前好友敦诚的《四松堂集》,其中有几篇诗明明白白写的是曹雪芹,从而将考证曹雪芹推向了新的高度,而胡适之先生根据线索推断敦诚之弟敦敏有《懋斋诗抄》且很有可能有关于曹雪芹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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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红轩重忆红楼梦脂砚斋再问石头兄“踢馆函”扔在“中国红学会”已第365天,今天是最后一天“约战函”扔在“北京曹雪芹学会”已第307天。提起《红楼梦》,有人建议笔者看一下胡适和周汝昌的开山之作《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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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评价,真是一针见血!周汝昌周汝昌与聂先生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他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中有一节文字《聂公邀我进燕都》对此有着生动的记述。他在这节文字中说“他是我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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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中国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关于贾宝玉非神瑛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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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曾说他多次研读《红楼梦》,多次品评书中的人物,他认为曹雪芹脂砚夫妇,后来落拓,仍旧傲骨峙嶒,感于世情的冷暖,不愿意低声下气的求人。这其中的意思就是,周汝昌认为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周汝昌认为史湘云之于贾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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